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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80夜 天使陨落（第1页）

“猫头鹰的万花筒（..）”！

成功的心脏外科医生是这样一个人：当别人要他说出三位世界顶尖的外科医生时，他很难说出另两位是谁。登顿?库利

那是1992年，我受邀去南非开普敦参加一次研讨会，纪念克里斯蒂安?巴纳德（ChristiaanBarnard）开展世界首例心脏移植手术二十五周年。

会上，杰出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苏珊?沃斯卢要我去看一个两岁的孩子，他是红十字儿童医院收治的患儿，已经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。

小病人名叫奥斯林，住在开普敦机场和市区中间一块辽阔的贫民窟里，那是一亩连着一亩的铁皮屋、木棚和帐篷，水是半咸的，几乎没有卫生设备。尽管如此，他仍是一个快乐的小家伙，油桶、铁罐和木块都是他的玩具。他不知道还有别样的生活。

一天，他家的煤气罐出了故障，在棚屋里发生爆炸，点燃了墙壁和屋顶。奥斯林的父亲当场死亡，奥斯林的面部和胸部也严重烧伤。更糟的是，他还像马里奥一样，吸入了爆炸产生的炙热空气。

红十字儿童医院的急诊部救了他一命，他们抢在他窒息之前给他插管通气，还用静脉输液和抗生素为他治疗烧伤。小家伙不会被外部的烧伤杀死了，但烧坏的气管和主支气管却仍足以致命。要是不用支气管镜反复清理气道内的死肉和分泌物，他就难逃窒息的命运。

不但如此，他的面部也严重毁坏，眼睛几乎失明，也无法吞咽食物，只能吞咽自己的唾液。他们直接往他的胃里接了一根管子，喂他流食。

当时，苏珊恰巧在期刊上读到一篇文章，里面介绍了马里奥的伤情和我设计的管子。虽然奥斯林比马里奥小得多，她还是问我能不能做些什么帮帮他。

我第一次见到小家伙时，他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汗衫，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，正在病房里背对着我骑一辆儿童自行车。苏珊叫了一声，他回过头来。

看到他的面孔，我倒吸一口冷气：他的头皮前面没了头发，也没了眼皮，只剩下白色的巩膜、一只严重烧伤的鼻子和两片嘴唇。他的脖子上布满挛缩性疤痕，脖子中间有一根气管造口管。他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令人心碎，那是一种从浓稠黏液中挤出的嘶嘶声，先是吸气时一声长长的杂音，再是用力吐气时一声尖利的气喘。

这简直比恐怖电影还要恐怖，悲惨得令人难以相信。我的第一个念头是：“这可怜的孩子，他应该和爸爸一起炸死。那样也比现在仁慈多了。”

奇怪的是，他看起来很快乐，因为他在爆炸前还从来没骑过自行车。我跪到地板上和他说话。他的眼睛正对着我，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见我的脸，因为他的角膜是浑浊的。于是我牵起他的小手握在手里。

这当口，我没法做到客观。我一定得帮他，即使我不确定该怎么帮他。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。

这时我已经是牛津的心脏外科主任了，必须赶回医院去做手术。开普敦没有韦斯塔比管，即使有也肯定无法植入，因为成人使用的型号太大了。我能不能说服波士顿的胡德实验室做一副小点的？大概可以，不过时间大概不够——要是奥斯林在接下去的两周里感染肺炎，那他肯定会死。

第二天我就要飞回希思罗了，所以我没有到港口去吃午餐，而是要苏珊带我去看了奥斯林生活的镇子。开普敦是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城市，但这时我看到的却是以前从没见识过的一面：连绵数千英亩的穷苦和堕落，走在这里最好有武装保镖的陪同。

过几周我会再来，等我有了合适的管子和合适的手术策略——飞机上的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。我很快在脑子里想通了一切，没等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，我就已经列出了详细的手术方案。

我在三周后回到了那家儿童医院。当地发起了帮助奥斯林的募捐活动，他们也打算支付我的出诊费用。但是钱对我并不重要。我是一心想帮这个男孩，仿佛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孩子。我猜想有数千名越南儿童因为***遭受了同样的苦难，但是我没见过他们。我只见过奥斯林，我关心他。红十字儿童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关心他。也许整个开普敦都在关心他。

当我乘出租车从机场到达市区时，我看到一根根路灯柱上贴着“英国医生飞抵南非挽救贫民窟垂死男孩”的新闻公告牌。仿佛在叫我别有压力。

我在医院里第一次见到了奥斯林的母亲。煤气罐爆炸时她正好在外工作，逃过了一劫。眼下她显得很消沉，几乎不怎么说话，只是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，同意书的内容就连我也没怎么看懂。

我们在第二天上午做了手术。我在术前修剪了成人用的韦斯塔比管，将两根支气管分管、用作气管造口的T形部件和放置在声带下方的顶端都改短了。但是即便这副改短了的成人管，也依然无法插进这个两岁儿童布满疤痕的气管里。我的目标是围绕着管子重建他的主气道。如果成功的话，他就会拥有比事故前更粗的气道。

显然，在重建手术期间他无法自主呼吸或用呼吸机通气，于是我们决定用心肺机为他供氧。这意味着我们要像心脏手术那样切开他的胸骨。这台手术的难点在于从胸部正面的切口进入整个气管和主支气管，而这些结构都位于心脏和几根大血管的正后方。

手术前，我已经在牛津的解剖室里对一具尸体成功操练过一遍。只要在主动脉和相邻的腔静脉周围束一根悬带，就能将它们拉到两边，露出心包的背面，这就像拉开两幅窗帘后看见窗外的一棵树一样。

然后再在主动脉和腔静脉之间竖切一刀，就能让气管下部和两根主支气管都露出来。

我的计划是将这些受损的气道切开，放入改短了的T-Y支架，然后我们再修补切开的气道正面，并用奥斯林自己的一片心包来盖住支架。

这就好比在一只磨损的外套袖子上缝一块手肘补丁。就是这么简单。他的气道会在支架周围愈合，等到组织全部长好，并在硅橡胶管的周围定型，我们或许就能将这副义体取出了。

总之这就是我的计划——也许更实在的说法是我的“幻想”，但是除我之外，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。

切口从奥斯林的颈部——就在喉的下方开始，向下一直延伸到胸部末端的那块软骨。由于他身子消瘦，无法进食，体内没有脂肪，所以电刀径直切到了骨头，接着我们又用骨锯锯开了胸骨。我切掉他多肉而累赘的胸腺，然后切到发炎气管的上半段，整个过程，呼吸机都在通过气管造口管给他通气。在拿掉造口管、暴露气道的其余部分之前，我们先要给他连上心肺机。

金属牵开器撑开他那布满疤痕的小小胸膛，露出更大的一块纤维心包。我切下它的正面，准备待会儿用作气管补丁；我看见他那颗小小的心脏正欢快地搏动着。我很少看见这样一颗正常的儿童心脏，我见到的大多是畸形而挣扎的病态心脏。

当我做好切开气管的准备时，我们启动了心肺机。这下肺部空余下来，我们就能把受污染的气管造口管从清洁的术野中取出了。从造口向内看去，损伤的情况一览无余。可怜的奥斯林简直是在用一根污水管呼吸。我用电刀切开了整条气管，然后继续切开两条主支气管。

我差不多切到了能够切开的最底位置，才终于看见了正常的气道内壁。大量浓稠的分泌物从堵塞的气道中涌出，我们将感染组织从内壁刮除，内壁不出所料地出血了。

好在电刀终于止住了出血，于是我们将洁白发亮的T-Y管塞进奥斯林的气道，又在上面盖了一块他自己的心包。我最后调节一次这个橡胶圆筒的长度，使它的长短正好合适，然后缝合那块心包，把植入物包在里面。这个结构必须是气密的，要不然呼吸机就会把空气吹进他颈部和胸部的组织，让他像个米其林轮胎人那样膨胀起来。我们将这副崭新的呼吸管连上呼吸机，然后朝他的小小肺部吹气。没有漏气。他的左右肺都能正常地鼓胀收缩。手术室里一片兴奋。

这个高风险的策略生效了。奥斯林的心脏脱离心肺机搏动起来，肺部开始自由起伏，呼吸机需要提供的压力也比之前小了许多。我们的麻醉医生小声说：“真不可思议，我绝对想不到这会成功。”我关闭了心包后壁，盖住修补的地方，然后吩咐住院医师放置引流管，关闭切口。

透过手术室的窗户，我们看见奥斯林的母亲坐在等候室，她的脸上仍没有表情，身子因为恐惧而僵硬。我本以为她听到手术成功的消息会反应强烈，但她的情绪已经耗尽，表露不出释然的表情。她只是伸出手，紧紧握住了我的手。她轻轻说了声“上帝保佑你”，接着两行泪水沿着她布满痘疮的脸颊蜿蜒流下。无论如何，我祝愿她以后生活得更好。

重症监护病房的人很高兴能把奥斯林接回去。他们的大多数病人都是来做心脏手术的贫民窟孩子，有几个护士也生活在同样的环境里。他们过去几周一直在照料奥斯林和他沮丧的妈妈，眼看着母子俩的状况越变越糟。而现在，“英国医生”飞到南非来挽救“贫民窟男孩”，并成功把他救活了。我很自豪。我想我现在该在落日余晖中打马而去。

奥斯林一天天恢复，已经能通过脖子里面的白色橡胶管自由呼吸。他还是不能说话，但是移植了新的角膜。在呼吸的同时能够看见，他已经心满意足。这个小家庭搬到了城市外围较好的社会福利住房里，房子很简陋，但很干净，也比以前安全。

奥斯林的身体还不稳定，一次胸部感染就会要他的命，因而在手术后的前几个月里，我经常打电话到开普敦去了解他的情况。他恢复得不错，他妈妈在服用抗抑郁药，也好一些了。于是我不再打去电话。

十八个月后，我收到红十字儿童医院的一封信。奥斯林在家里死了，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世界上的事，有时就是一滩烂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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