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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（第1页）

“人民日报70年文艺评论选（..）”！

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

柳青

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，那么历史如同一条河流。它可能有很长的一段，是风平浪静的；可能有一段是急湍的，还有一段充满了惊涛骇浪。我们刚刚航行过的这几年生活的巨流，说它一天等于二十年，一点也不过分。1953年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，党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。我们开第二次文代会的时候，整个国家不是正处在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阶段吗？现在，时间只过了不到七年，我们来开第三次文代会了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。只要你承认长江和黄河欢乐地奔腾着，承认五岭山脉严肃地屹立在中国土地上，那么，人民公社是和长江、黄河、五岭山脉一同存在的。它将与高山和长河一样万古长青，万古长流。

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力量，鼓舞着我们的几亿农民，在短短几年里，就把一个几千年的落后、分散的社会，以自觉自愿、争先恐后的心情，从根底上改造了。现在我们是全国一条心，持续“大跃进”。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运动，已经深入到生产小队的食堂里去了。曾经是动不动就烧香叩头的庄稼人，现在是敢想、敢说、敢做的公社社员。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解放了，经济上解放了，而且在思想上也解放了。这是人民精神面貌的大变化。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男女劳动者，都在起着这种变化。

时代赋予现代中国的革命作家这样光荣的任务——描写新社会的诞生和新人的成长。这是一个并不轻松的任务。必须严格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，全身心地长期地投入人民生活的洪流，我们创作中所遇到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一系列问题，才有可能经过刻苦钻研，逐步地得到解决。

接受什么政治思想的指导和接受什么阶级意识的影响，永远是每个作家最根本的一面。如果不是首先从这一面看，而是首先从艺术技巧的一面看，那对无论什么时代的作家，都不能够正确对待。逃避思想改造的人们，总是向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求援。但是这两个文学历史上的人物，并不能援助他们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思想意识的改造是首要的，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，和普通劳动者没有感情，任何文学天才，都不会写出人民今天所需要的作品。因此，如果某一个作家在创作上获得了某种成绩，这首先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。过高地估计个人艺术才能的作用，是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表现。

对于作家来说，最重要的事情是对党的无限忠诚，对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坚定性。只有这样，你在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，才能充满自信和坚定。自信和坚定是革命家的精神品质：相信自己从事正义的人民事业，相信自己采取了正确的路线，相信世界上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，相信人民的事业始终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——这就是革命自信心和革命坚定性的思想基础。从1905年列宁的《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》发表以来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；从1942年毛主席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以来，也过了十八年了。无产阶级文学在打击资产阶级统治和鼓舞人民的解放斗争中，得到了伟大的胜利。但是描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，还是一项刚开头的工作，需要我们大家支出大量的心血，来摸索新的政治思想内容怎样和艺术结合得更好。没有自信和坚定，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哪怕还有一点点界限不清，你在党的文学道路上，就不能向前走去。和革命的群众在一起，劳动人民移山倒海的伟大气概，每天给你精神上注射革命自信心和革命坚定性。艺术上的成败优劣，因素是非常复杂的。方向正确而在实践中遇到挫折，是一切创造性劳动难免的事情。在创作的苦闷中，应该这样想：“我不管在艺术创造上怎样困难，但我要始终和人民在一起，永远做一个积极的革命者。”要重视文学技巧，但不要把文学技巧神秘化。借鉴是需要的。但当你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的时候，前人对你才有更大的启发作用。而“创造性”这个词汇，则是和唯物辩证法的“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”这个法则相联系的。只有一心一意听毛主席的话，踏踏实实研究社会，研究人，“解剖麻雀”，一手拿着望远镜，一手拿着显微镜，才能找到创造性地解决表现技巧问题的正路。只要你不从个人的角度考虑，时刻记着这是党和人民的事业，任何国内外不正确的理论和不负责的空谈，都不能利用你前进中的困难把你诱出轨道！

自信和坚定同自满和骄傲的界限，是不容许混淆的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，自满和骄傲与我们社会事业和社会生活的集体性极不调和。谦虚谨慎不仅对我们的事业有利，同时也是自己珍重自己。对于作家来说，自满必然发生停滞，骄傲必然脱离群众。我们写了书，不应当是党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吗？有时候，你在房子里写作，觉得自己是出了不少力气，但你跑到人山人海的水利工地一看，就觉得你做的那点工作，比起党和人民伟大的集体事业，算得了什么呢？没有这些伟大的事业，你又写什么呢？

我想谈一谈革命作家的责任感的问题。三年前，我和一个西欧的资产阶级作家谈过话。他说，他只写他看到的，不管正确不正确。他只想写得越感动人越好，至于他的读者里头，有人看过他的作品以后自杀了，他不负责任。他说这反而证明他写得“成功”。请看！这是多么令人发呕的资产阶级腐朽透顶的文艺思想！我们革命作家写作时，永远不要忘记认真地考虑三个问题——我看见的是什么？我看得正确吗？我写出来对人民有利没有利？一个革命作家，在这三点上经常检查自己，就不仅可以把自己和资产阶级作家和修正主义分子严格地区别开来，而且可以用创作实践来打击修正主义。做实际工作的同志，在决定采取一种措施以前，要考虑到这种措施的效果，难道我们写文章可以不考虑文章发表以后的影响吗？我们要努力观察得更深刻，表现得更准确，使我们的作品对人民的教育意义更大一些。

（1960年8月10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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