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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称谓录（第3页）

皇帝对那些器重的权臣，往往称先生而不名。

如万历初年，张居正的权势已是无与伦比。即使神宗对他，也是享受很高的礼遇，称其为“太岳先生”。

自汉以后，臣子私称君主，称呼很多。西汉臣子称朝廷为“县官”，私称皇帝为“陛下”；东汉称天子为“国家”；北朝称“家家”；唐称“圣人”，亦称“大家”、“天家”；宋称“官家”；辽、金称“郎君”；元称“皇上”。

在明代，臣对君自称，无论雅俗，概称“臣”。称皇帝，称谓很多，或称“主上”，或称“皇上”，或称“陛下”，或称“万岁”，或称“皇帝陛下”，或称“圣上”。洪武年间，明太祖召见衍圣公孔克坚时，孔氏曾对太祖说：“臣将主上十四日戒谕的圣旨，备细写将去了。”

云云。这是臣子面称皇帝为“主上”之例。“皇上”一称，在元代为臣子对皇帝的私称，而至明代已变为面称。如嘉靖年间，太医令徐伟奉诏进宫诊脉，曾对嘉靖皇帝说：“皇上龙衣在地上，臣不敢前。”

云云。这就是臣子面称皇帝为“皇上”之例。如明世宗登极之时，因龙袍垂地，颇感不悦。于是大学士杨廷和赶紧说：“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。”龙颜随之大悦。

这是臣子称皇帝为“陛下”之例。嘉靖初年，内阁大学士杨一清在《谢表》中，有“恭惟皇帝陛下，睿资纯粹，圣学缉熙”，

云云。这是臣下称皇帝为“皇帝陛下”之例。明人田艺蘅在记宫中女官之制时，曾说及《钦录簿》，“虽圣上亦不得而观览也”。

这是臣子私称皇帝为“圣上”之例。

在明代，自太子、亲王一直到郡王、将军、中尉，因是宗室，一概被其他臣下称为“殿下”。

四官场称谓

明代士人之间相交，一般称“同学”。如果结了盟，又可称“盟兄”、“盟弟”。士子一旦登第，则称主考官为“座师”；称同考官，为“房师”；同榜进士，互称“同年”；同年之子，称为“年侄”；座师、房师之子，称为“世兄”；座师、房师称所取进士，则为“门生”；称门生所取的进士，为“门孙”；门生称老师之师，一般为“太老师”。

在京城官场交际中，称谓大体称官衔，也多为官的古名或别名，以示雅观。如称六部尚书为大司徒、大司马之类，全为周官旧名。都察院左右都御史，则称为大中丞。锦衣卫掌印，称为大金吾。顺天府尹，称为大京兆。唐时宰相称“堂老”，两省称“阁老”，尚书称“院长”，御史称“端公”。在明代，一般将内阁大学士称作“阁老”，有时又将内阁首辅称为“端公”。那些翰林院的学士，也不是称本等官名，而是称“北门”。在唐代，称给事中及中书舍人为“给舍”。明代相沿，称给事中为“给舍”，中书舍人为“中舍”。至于地方上的府佐一职，则一律称“少府”。武官如总兵，也有雅称，称为“大帅”、“大将军”。

时风所及，乃至影响到上达皇帝的奏疏。关于此，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蔡应朴就已明白列出，如称辅臣王家屏、沈鲤、高拱、张居正，不是直接称名，而是称“山阴”、“归德”、“新郑”、“江陵”；称官，不说吏部尚书、礼部侍郎、户部郎中、工部员外郎，而是称“大冢宰”、“少宗伯”、“度支郎”、“将作”；官属之地，不称北直、南直、江、浙、云、贵，而是称“燕”、“吴”、“豫章”、“越”、“滇”、“黔”。

如此之类，在当时也习以为常。

除官称外，京城官场称谓，当以“老先生”一称最为尊贵。从内阁到大小九卿，均可以称老先生。门生称座主，也称老先生。司礼监掌印太监有时到内阁，称阁老为“老师父”，而阁老称太监为“老先生”。如李东阳当政时，曾经冬天五更入朝，至长安街，正好碰上编修崔后渠在道上饮酒。后渠在轿前拱立，道：“请老先生少饮数酌以敌寒气。”

万历初年，太监冯保权势显赫，即使武清侯见到他，也称“老公公”。自从严嵩执政以后，一些阿谀之官为了拍马奉迎，称严嵩为“老翁”，有些人更是称他为“夫子”。随后，门生均称座主为“老师”，以致三品以上的庶僚，也多被称为“老翁”。

明代京城各衙门之间的互相称谓，均有一定的体例。据清人王士祯《居易录》言，内阁部堂，彼此称“老先生”，翰林院、詹事府也如此。此外，给事中称“掌科”，御史称“道长”，吏部称“印君”，又称“长官”。

正德年间，称谓还比较简单。至嘉靖中期，才有称“翁”的例子，不过只有三品九卿才能享用。此后，四、五品京堂、翰林，以至方伯宪长，无不称“翁”称“老”，即使翰林、科道、吏部，以至大参、佥宪、郡守、府丞、司理，均可称“翁”。所以，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谚语：“官无尊卑，皆曰一老。人无大小，皆曰一翁。”

至于“老爷”一称，在明代缙绅中，只有京城的九卿及词林官，以及外任司道以上官员才能使用，其余官员只可称“爷”，乡绅仅称“老爹”。其父既称老爷，那么其子即使贵为显宦，也只能称“大爷”。如常熟陈瓒之子陈禹谟，顾云程之子顾大章，终身只称“大爷”，不敢与自己的父亲并称“老爷”。

在地方官场交际中，称谓也时有变迁。在外省，自按察司佥事以上，均称巡抚为“老先生”；称巡按御史或部使，则公称“先生”、“大人”而已。一般说来，称谓也随时为轻重。“大人”一称，原来为至尊的称谓。但在明代，则不以此称为重。如有一嘉定县丞称巡按御史为“大人”，巡按怒。夏玉麟县试时，称知县为“大人”，知县也深感不悦。

但也有一些官员为了曲意奉迎，在称谓上美化上司。如万历年间，有一位学官，江西人，阿谀知县，称知县为“老堂尊”。

“堂尊”一称，为县丞、主簿称知县所用。而儒学博士也称知县为堂尊，还在前面加一“老”字，前无此例。

在明代官场中，流行用“敝”作为谦称。如：在异乡别地，称自己的省直为“敝京”、“敝省”，称自己的府县为“敝邑”、“敝郡”；甲乙两科称同榜进士、举人为“敝同门”、“敝同年”，称座主为“敝房师”、“敝老师”；绅衿称本县父母官知县为“敝父母”；及门称业师为“敝堂翁”；师儒称学校为“敝庠”；各官称公署为“敝衙门”，称职爵为“敝衔”。“敝”为相对于他人的自称，若称他人，大概就用“贵”，如“贵省”、“贵郡”之类。

五民称官

民称官，巡抚称“都爷”，总兵称“总爷”，巡按称“老爹”，府县官称“相公”，命妇称“安人”、“夫人”，像“老相公”、“老夫人”算是最高的美称了。

在明代，在乡的士夫称本府的州、县官为“父母大人”。其后，又称邻近府的州、县官为“父母”，甚至成为州、县官的通称，最后连主簿、典史一类的官也称“父母”。在此基础上，则称府官为“祖父母”，称布政司官为“曾祖父母”。按“父母”一称原于“天子作民父母”之义，本应是天子之称，在明代却成为州、县官之称，这是将称谓等同于天子；而府官则称“祖父母”，这是将称谓凌驾于天子之上。又民间之俗也有称天子为“爷爷”者，爷爷当然也是祖父之称，但称布政司官为曾祖父母，显然又凌驾于天子之上。

百姓称官，必定称“爷”。

为什么称“爷”？据说是为了表示亲近之意。

换句话说，就是用亲缘关系的称谓称官。出于同样的道理，民间对各种神道也称“老爷”、“奶奶”。举例来说，如称玄天上帝为“真武老爷”，关夫子为“关老爷”，岳武穆王为“岳老爷”，黄河金龙四大王为“大王老爷”，泰山碧霞元君为“顶上奶奶”。在民间，一般称孔子为“孔夫子”或“孔圣人”。由于“爷”称的流行，所以当时又将孔子称为“孔圣人老爷”。

六师友相称

在传统中国，号称师道最为尊严。明朝是以儒学立国，将孔子视为万世之师，即使天子也不以人臣之礼相待。在明代，当皇帝释奠时，赞礼官就说：“鞠躬拜！”正当皇帝要行拜礼之时，旁边又有赞礼官就说：“孔子曾为鲁司寇。”于是赞礼官就唱道：“平身礼！”可见，皇帝对孔子所行是一种当拜而实不拜之礼。换言之，已将尊先师、尊天子之礼并行不悖。

照例说来，德业之师，必须以父道事之，故学生称师为“师父”。师之父，则尊称为“师祖”。师之妻，则尊称为“师母”。至于师之伯叔兄弟，则称“师伯”、“师叔”。

所有这些，都属于师生之间的俗称。

明代师生之间的称谓，其间有一个变化过程。沈治先曾就师生称谓的变化，对张自烈说过这样一段话：

金陵黄纪孺少尝受业家眉生（按：指沈眉生），每谒某（按：沈治先自称），称晚生。及登贤书，则改称晚弟。仆（按：张自烈谦称自己）曰：使纪孺成进士，不改称晚弟为侍弟乎？以晚弟施之业师之弟，异日得志为显宦，视其师落落诸生耳，有不改门生为晚生乎？

张自烈的忧虑不无道理。随着个人身份地位的变化，学生对受业老师之弟的自称，从“晚生”变为“晚弟”，转而发展为“侍弟”，甚至学生对受业老师的自称也会从“门生”变为“晚生”。

当然，这只是一个特例。在明代，师生之间的称谓也有一定的惯例。一般说来，弟子谒见其师，称“老师”。在背后与同辈谈及自己的受业师，不再称“某老师”，而是称老师的字或号。对于老师的朋友、同学、同道，如果年龄与自己相仿，那么当自称“晚生”；如果年长于师，又是老师兄事师事之人，则当称“先生”。不过，后来一概自称“小弟”、“社弟”，与之抗礼。一些行为较为朴谨的人，也不过自称“晚弟”，不称对方为“先生”，而是称“老兄”。至于在老师的朋友面前，不直接称自己老师为“某老师”，不明言自己为“某老师”的门人，而只称其为“某老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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