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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婚礼与民间婚俗（第5页）

明人沈德符的记载，使我们对明官中的欢喜佛有了更多的了解。据他所载，两佛各璎珞庄严，互相抱持，两根凑合，有机关可动。皇帝大婚时，就先到殿中参拜欢喜佛，令皇帝抚揣隐处，暗暗体会男女交接之法，然后再行合卺之礼。

显然，这是考虑到皇帝从小生活在深宫之内，懵懂纯朴，其中就蕴涵着性的启蒙教育的深意。

这种欢喜佛，北京人称之为“圣囊”。宫外的崇国寺与能仁寺，佛阁的佛龛中，“像铸交接形，而供之南响”，显然也是供奉着欢喜佛，并演绎着“哈麻教”。

在外间骨董市场上，同样出售这种欢喜佛，制作精巧，价格不菲，但与皇宫中的欢喜佛相比，明显小了许多。此外，欢喜佛还有玉琢与绣织两种，玉琢者多为旧制，而绣织者则新旧都有。当时有一些福建人，用象牙雕成欢喜佛的形状，红润如生，几遍天下。

（二）淫风与性病的流行

明代的士大夫中，渔色之风颇为盛行，甚至有的人已年过八十，还在渔色渲淫，作少年伎俩。如山西阳城人王国光，官至吏部尚书。据说此人善房中之术，甚至老而不衰。王国光致仕家居时，已经年过七十，但御女仍如少壮之时。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，他已年过八十，听说阳城白好礼病亡以后，其妻李氏乃国色天香，王氏早就垂涎此女之艳，就托诸生田大狩等为媒，希望娶其为妾。起初李氏之公公不允，他就用势威胁，再诱之以利，才不得不应允。但李氏立誓不再嫁人，在王国光的威逼下，李氏就以刀自刎。此事一时传为奇闻。

所谓性病，在中国民间多俗称“花柳病”。在花柳病中，又以杨梅疮为最重，也就是今人所谓的“梅毒”。

性病是一种通称，其实根据病情来说，可以分为轻、重两个等次，轻者为淋病之类，重则为梅毒之类。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知道，在唐代和唐代以前，在中国显然已经有一些较轻的性病出现。从唐代的一些医术文献记载所显示的病症，诸如男女生殖器官典型部位的慢性溃疡、尿道狭窄等等，无不都是一些淋病的症状。尽管这些较轻的性病，在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性交传染，但文献记载已经说明，唐代的医生确实清醒地意识到，正是淫风盛炽以及由此而来的堕落的乱交，才助长了性病的传染与传播。

重症的性病梅毒，在中国的传统典籍或医学文献中，也有不同的称呼，如“恶疾”、“广疮”、“杨梅疮”、“霉疮”、“棉花疮”、“砂仁疮”等称。

至于它在中国的出现乃至流行，被学术界所一致认可的看法，则是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后，也就是16世纪之后。更确切地说，此病的流行始于明弘治末年（1488—1505），至正德年间始盛（1506—1511）。

关于梅毒这种性病，究竟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疾病，还是从海外传入的疾病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：一种认为这种性病是从海外传入中国的，而且与葡萄牙人的东来相关。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，葡萄牙人初次来到广东是在正德六年（1511），第二年再次来到广东。欧洲花柳病的出现，确是从海地传入西班牙的。但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，欧洲大陆尚无梅毒的流行。中国“杨梅疮”的记载，在明孝宗弘治年间就已出现，显然与葡萄牙人的东来并无直接关系。

关于梅毒这种性病在中国的初次出现时间及地点，以及流行的途径，可以先引俞辨《续医说》之“萆薢土茯苓”条的记载作一说明：

弘治末年，民间患恶疮，自广东人始。吴人不识，呼为“广疮”。又以其形似，谓之“杨梅疮”。若病人血虚者，服轻粉重剂，致生结毒，鼻烂足穿，遂成痼疾，终身不愈云。

此书出版于嘉靖二十三年（1545），这是最早关于杨梅疮出现及其流行的记载。继此之后者是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此书初版于万历十八年（1588），其中记道：

土茯苓，楚、蜀山菁中甚多，蔓生。昔人不知用此，近世弘治、正德间，因杨梅疮盛行，率用轻粉药取效。毒瘤筋骨，溃烂终身。至人用此，遂为要药。……杨梅疮古方不载，亦无病者。近时起于岭表，传及四方。盖岭表风土卑炎，岚瘴薰蒸，饮啖辛热，男女淫狠，湿热之邪，积蓄既深，发为毒疮，遂致互相传染。自南而北，遂及海宇云。

医书关于杨梅疮的记载，当以上面两书为详。可见，弘治至正德年间是此类性病的第一次流行时间。杨梅疮的第二次流行，则是在明末崇祯五年（1632）。据陈司成《霉疮秘录》一书的《自叙》和《总说上》所言，当时又有人因为到杭州“狎邪青楼”而染上此症。这种病大多是在“公子王孙”或“膏粱子弟”中流传。得病之后，形损骨枯，口鼻俱废，甚则传染妻子，丧义绝育。

梅毒出现之后，逐渐流行到江南地区。这与江南的商业乃至性业的发达不无关系。明人李诩的记载揭示，在南直隶的江阴县已经有一种当时民间称之为“广疮”的性病的出现。从传染者是“使女”与“甲首”来看，既有女性，也有男性。当时民间所传治疗之方，号称传之上方道人，有两种方子：一是只用干荷叶一味，浓煎汤当茶，每天饮用，尽量而止，不过六七日即可痊愈；一是用麦、母子草根捣汁，和好酒同服，即可痊愈。

一至明末，在浙江嘉兴府一带，有两位游冶或好色的公子，同样传染上了一种“恶疾”。从史料记载可知，这种性病患者，到了最后，则是“下体糜烂，不能起，人恶近”，甚至须眉尽落，可见，就是染上了“梅毒”。从他们得病的情况来看，一是“与仆妇通”，一是“买妓为妾”，其传染的途径，显然是通过性才得以传播。

综合上面的几家记载，可知杨梅疮这种性病，最初确实是弘治末年在广东出现，至正德年间开始流行。至于出现在广东的原因，大概均与当地诸如卑湿而暖、湿毒与瘴气相蒸的气候及地理环境乃至“男女淫猥”的民风有关。其传染的路线，大体上是自南而北；其传染的途径则是性传播，而在性传播中，又与商业乃至性业的发达颇有关系。值得指出的是，从明代诸如《金瓶梅》一类的色情小说中可知，明朝人存在着一种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，男女在性交前或性交后都会清洗阴部，并用琼脂冻一类沟润滑剂涂在生殖器的小伤口和擦伤处，以避免感染。可见，在晚明以前，性病的传播并没有达到令人惊恐的地步。直至晚明，由于性业的发达，淫风甚炽，导致了性病的广泛传播。至清初，著名学者朱之瑜到了日本以后，就专门向日本人介绍了“杨梅疮”这种性病，

说明自明末以后，此病在中国已相当流行。

（三）好男风

所谓“龙阳之好”，其实就是好男色之风。好男色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也即同性恋。早在《周书》中，就称美男为“破老”，这与将嫖客称为“孤老”可作一对。在明代，同性恋之习，不仅存在于男子之间，而且在妇女中间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，如南京坊曲中的一些名妓，就通过与姊妹相好，籍此博取游婿的爱宠，甚至在女伴中互相夸耀戏谑，把它看成是一件风流佳事。从总体上说，女子同性恋问题在明代尚未形成一时之风，多以男风为其特色。

佛经将男色称为“旃罗含”。明代好男色的行为，有些属于不得已而为之，诸如：巡按御史出巡外省，身辞闺阁，身边没有家小，就只好偶一行之；法律不允许僧人与民间女子通奸，无奈之下，僧人之间有时也做出这样的事情；塾师在外教学，客羁馆舍，长夜寂聊，却又无钱去嫖院，当然也不乏此举；北京监狱中的罪囚，久系牢房，时常也有同类相好之事；西北边地的戍卒，因贫穷而无夜合之赀，也只得在队伍中自相配合。这些人的男色行径，有些是迫不得已，有些是托物比兴，见景生情，显是理势所不可避免。但在晚明，确实又形成了一股好男风或好娈童之风，而北京的小唱和福建的“契弟”，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尤其是一些士人，得志以后，又广泛罗致娈意，作为厮役，或者钟情年少狎丽，这是晚明男色之风的最大特点。此风起初盛行于江南，后来慢慢延及中原。

在苏州一带，男色之风最盛，“甚至有开铺者”。

以男色开铺，犹如青楼一般，这又是晚明男色之风的一大特点。

男宠的出现以及在晚明的盛行，除了上面所说这些不得已的原因之外，根据明人谢肇淛的考察，还可以归结为下面几点：衣冠格于文网，龙阳之禁宽于狭邪；士庶困于阿堵，断袖之费杀于缠头。河东之吼，每末减于敝轩；桑中之遇，亦难谐于倚玉。

显然，朝廷禁止之宽，费用省于嫖妓，家中悍妻禁绝稍宽，如此等等，无不导致了好男色之风的盛行。

明代的士大夫，好男风已成一种风气。史载，松江的习俗“多龙阳之廨”。其中有这种嗜好的著名人物有朱文石、孙雪居、陆咸斋、顾君实等。有些人由于过分追求龙阳之好，以致“艰于举子”，就连自己的子嗣都成问题

浙江吴兴人臧懋循，多才艺，为浙中名流，却也有龙阳之好。在他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之时，浙东项一元，少美丰标，正挟赀游国子监，臧氏就“与之狎”。他的同里兵部郎中吴仕铨也有此好，“朝夕过从，欢谑无间”。最后两人均因风流罪过，被外贬。时人语曰：“诱童亦不妨，但莫近项郎。一坏兵部吴，再废国博臧。”

值得指出的是，士大夫广蓄优童，除了教唱戏子之外，另有一番龙阳之好的心思在内。如明代无锡的缙绅巨室，多蓄优童，诸如俞宪安、安如山等人，“皆有龙阳之癖”。他们藉着自己的富贵，以重赀购蓄优童，不可胜计。究其本意，“大都以色不以技也”。

自宣德年间，顾佐上疏严禁官妓以后，北京的缙绅无以为娱，于是“小唱”开始盛行。所谓小唱，其实就是“小娼”，无非都是一些歌童。至万历以后，小唱之盛，“几如西晋太康矣”。这些小唱善解人意，为人又多狡猾，士大夫多溺之，大有“断袖分桃”之势。据记载，起初这些小唱多是浙江宁波人，后来如临清、开封、真定、保定的儿童，其中的无赖者也冒充歌童，加入小唱之列，但还是打着浙江宁波人的牌子。关于此，还有一件笑事可记。当时沈德符在京城见到一位北方优童，就问他是何处人，小童答道：“浙江慈溪。”又问：“你是慈溪府慈溪州人吗？”又答：“慈溪州。”再问：“你曾渡钱塘江乎？”答：“必经之途。”又问：“通过什么过来？”答：“骑头口过来。”

原来这些北方优童平日习闻浙东话，但又没有亲身去过，所以留下了这么大的笑柄。

在明代北京，帘子胡同多是各地戏班歇息、下脚之处。“小唱”流行之后，随之出现了“帘子胡同”一说，并成为“娈童”的代名词。如明人张岱记，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，浙江绍兴龙山放灯，“有无赖子于城隍庙左借空楼数楹，以姣童实之，为帘子胡同”。

此即其例。京城中“政府”中的官员，也大多有龙阳之好。如京中诸生巢士弘，年少，姿容甚美，眉目如画，肌肤如玉，“政府妇之嬖之”，后将他推荐给翰林黄葵阳，黄氏也“嬖之”。于是，京城的人就将巢生称为“巢娇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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